南极碳公司探索中国碳交易路径
南极碳公司探索中国碳交易路径
西克(Caspar Chiquet)有很多机会到中国各地的农村、山区看看，他没有表达什么宏大志向，也没有表达出对山区有多少爱，但是他走过那么多偏远的地方，暂且不说这些节能减排的项目最终会给当地带来多少实际的收入，其实，哪怕仅仅是因为项目而带去了一条公路，也是值得鼓掌喝彩的。 从瑞士的巴塞尔开车到阿尔卑斯山脉需要两个小时，在当地人看来这是很长一段距离，但是在北京人看来，住在巴塞尔无异于就是住在山区了。所以，在频频往来于北京和中国各地的山区之后，西克并没有对山区产生什么特殊的情感。在他眼中，家乡巴塞尔附近的山和中国的山都是一样的。 西克是一个典型的喜欢大城市的人，山区、小镇，偶尔去走走转转是一种情趣，时间一长会让他觉得宁静到无聊。这种情绪并不会影响他的工作，作为瑞士南极碳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南极碳”)中国区总监，他随时都可能要奔赴一个与北京相隔千万里的小山村，因为那里隐藏着太多可以用作碳交易的项目。 走到一些特殊的地方他也会多观察些日子，好比说有一次到了云南元阳。那里属于海洋性亚热带气候，梯田很多，周围有茂密的原始森林，居住着以哈尼族为主的山地居民。西克看到这里的人长相上酷似东南亚人，和他见到的北方人完全不同；人们生活节奏非常慢，慢慢地走路、慢慢地说话、慢慢地争论问题。 不过，很快，他的好奇就转移到了工厂上。工厂排放的废水浓浓黑黑的，看上去让人不舒服。主要是这样的废水会产生大量甲烷，如果将甲烷产生的温室效应分摊为20年来计算，甲烷比二氧化碳强72倍！等于说，云阳这家工厂做一定的废水处理后，能成为一个很好的节能减排项目，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易——减少排放的废气可以变为用于交易的资产，也就是“碳信用额”。南极碳要做的便是碳信用额的开发、采购和交易。 西克看重中国各地无数类似的项目，这也是吸引他来到北京的原因。其实，2000年他第一次来到北京时，碳交易还根本不能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 当时，西克是一名就读于清华大学的交换生。他最感兴趣的是语言，另外是与在瑞士所修的国际法专业有关的领域，像是中国发表了《200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一类的。碳交易是什么？不只是西克，大部分人都不知道。 初次接触碳交易的概念是2007年，当时还在瑞士银行工作的他因为看得懂中文便兼职为南极碳写一些报告。没想到，半年后西克就加入南极碳项目，第二年则重返北京了。 碳交易中介 “那时候中国碳交易市场远没有现在成熟，许多欧洲买家对中国的项目并不了解，他们觉得有风险，所以签订购买协议之前需要进行非常细致的实地调查。南极碳经常要在写报告上花很长时间。”西克学过中文，看得懂中国企业的资料，就加入了南极碳在中国的项目评估工作中。 清华大学两年的交换生经历竟让他整个的职业生涯彻底发生了变化，而南极碳在中国市场也有了一个可信赖的得力助手，这些是西克自己也没有料到的。 毕竟，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如果语言不通，耳听为虚、眼见也不会为实了。每次去实地考察项目，工厂都会拟定一条路线，想展示给外人看的很明显可以看到，不想展示给人看的会捂得严严实实。西克很庆幸自己会说中文，他常常在半路下车，和路上行人聊天，以便更立体地了解情况。 西克觉得没有必要遮掩问题，早知道有问题还可以想办法解决，如果等到项目一级级申报的过程中再发现问题，很可能项目就要被迫放弃。尤其是在强制减排市场，每一个审批程序都非常严格。这里有必要提到 为了促成各国完成减排目标，议定书规定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减排温室气体的灵活机制——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简称CDM)，允许工业化国家的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减排项目，从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履行发展中国家在议定书中所承诺的限排或减排义务。对发达国家而言，CDM提供了一种灵活的履约机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通过CDM项目可以获得部分资金援助和先进技术。 这就意味着，欧、美、日本等实现了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购买发展中国家的碳信用额，以履行限排或减排义务。于是，在发达国家的买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卖家角色中间，出现了类似南极碳的中介公司，专门从事碳信用额的开发和买卖。 中国在2012年以前没有强制减排义务，加上中国的减排成本低于发达国家，最终形成了一个有巨大发展空间的卖方市场。但是CDM项目产生的减排量必须是任何“无此CDM项目”条件下产生的减排量的额外部分。等于说，要有人来开发一个CDM项目，然后报国家发改委评估，经过批准后再交由经营实体(审计和会计事务所、有能力独立可靠地评估减排量的咨询公司和法律事务所等)经公众评议后，决定是否批准。如果项目得到批准，经营实体会将项目设计文件上呈联合国执行理事会以获得正式登记。如果在 15天之内，任何一个项目参与者或者三个以上执行理事会成员没有要求重新审查该项目，则执行理事会将指令CDM登记处签发核证减排量(Certification Emission Reduction，以下简称CER)证书。 南极碳在中国所从事的就是找到有可能做成CDM的项目，帮助这些项目经过层层审查，再与这些项目公司签订购买合同，然后拿到欧美市场上去卖，赚取买卖之间的差价。 不管是发改委、经营实体还是联合国执行理事会的审批都有严格的条款限制，在西克做过的项目中，大公司大项目一般来说都会依照程序办理，但一些小项目或者小地方的项目会不时有一些细节的变动，这常让他措手不及。 CDM市场 南极碳目前在中国有65个项目，比较集中的领域是水电、废水处理和垃圾填埋气。其中有一半是CDM项目。 西克说在中国最常遇到的问题是“小项目的灵活性太大”，项目不会完全依照所递交过的书面报告和材料执行，带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比如说在河边建一座水电站，专家评估结果是可以做一个10兆瓦的项目，可研、环评、申请、批复都通过了，然后开工建设。在建时，企业发现预算的钱还剩下不少，就想买一台更贵的设备做成12兆瓦的项目，以赚更多钱，于是请当地领导吃了顿饭，就这么做了。这在联合国看来是非常糟糕的事情。明明写的是10，却变成了12，怎么解释？怎么评估？所以有些项目会因此被砍掉。 类似的还有发电项目，在企业看来，“电是通过什么网络输送的”是个小事情，他们认为，电输入过去了、企业拿到发票就可以了，但联合国会看企业是否完全依照申报时的方案进行，不然就不会签发。“这算是一个中国特色”。西克也在慢慢摸索中国的种种特色，包括这种不经意间出现的小灵活，也包括中国企业更重视的吃饭、聊工作以外的事。 在清华大学读书的两年，西克干过最多的“分外事”是“蹭课”，听校内的校外的课，有时候他还去找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聊天。但在北京工作的这两年，他做的最多的“分外事”成了应酬，尤其是在找新项目或刚刚建立合作关系的时候。 起初，这是件痛苦的事情。“很多技巧不了解，酒桌上就被整了，时间长了你也就学会了。”西克感触最深的是刚刚回到北京，他就去沈阳谈一个风电项目。 “我知道去东北肯定要喝酒的。一般是先象征性地谈合同再吃饭。结果到了那儿，合同连谈都没谈就去吃饭了。一上来就喝酒，我也不知道喝了多少白酒。然后，要假装谈一下合同。我那时候头都晕了。我不喜欢喝白酒，但没有选择的话肯定要喝。当然，你也可以不喝，可那需要花更长时间。” 还有一些项目的失败则是源于很难避免的因素。南极碳有一个项目，是因为对于上网电量中国和国外有不同的计算方法，联合国对南极碳所选择的算法不赞同，项目就没能成功注册。这是南极碳在中国唯一一个在向联合国申报的过程中没有获批的。不过，其他公司类似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 这种小问题很难预知，被发现的细节也往往是以前项目中出现过但被批准了的。虽然有人批评联合国在这方面不够透明，但企业依然没有上诉的机会，西克感到无奈。 也有一些问题是意识到就很容易解决的。尽管南极碳也会遇到为一个项目找买家时花费一段时间，需要等待，但这绝对不会影响到项目的成功率。不能等待的是，企业要在投产前后告知发改委或者联合国这个项目是准备做成CDM项目的。因为，CDM项目产生的减排量必须是任何“无此CDM项目”条件下产生的减排量的额外部分。错过那个时间点就再也不能申请了。问题是很多的企业并不知道还有这回事，一些原本很好的项目也因此错失了机会。 CDM项目的申请过程繁琐，不过一旦拿到联合国执行理事会签发的CER事情就简单了。在欧洲，CDM市场供不应求。如果项目再符合黄金标准——第一个针对CDM(清洁发展机制)和JI(联合履约机制)温室气体减排项目而开发的独立的、具有良好实用性的基准方法，能够明确向市场和利益相关者证明其一流的质量——这个项目就更是铁定好卖。南极碳就是全球首家成功注册黄金标准CDM的公司。 欧美才是买方市场、中国相当于一个生产基地，这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各大行业、各大公司纷纷在中国市场加大宣传力度的时候，碳交易公司却极少在中国做宣传。南极碳甚至都没有多少中文的公司介绍。 自愿减排市场 宣传少，也与公司性质有关，南极碳是6个合伙人一起成立的，并非上市公司，公司认为没有必要的情况下，数据和材料都不会被公开。 几位合伙人之前在瑞士第一家做自愿减排的基金会myClimate工作，当时让他们很苦恼的是，自己做减排工作，可出差常常要坐飞机，他们很想通过一些方法抵消自己的碳排放。那些项目成了南极碳公司成立前后的业务雏形，并延续至今。 正像前面所提到的，南极碳在中国有一半是属于强制性市场的CDM项目，另外一半是自愿减排项目。西克很自信，“中国市场上的碳交易公司中南极碳不是最大的，但估计我们是做自愿减排的第一大了。” 自愿减排(Voluntary Emission Reduction)是伴随议定书规定下的强制型市场发展而形成的碳交易市场。在自愿型市场中，公司、政府、非政府组织或个人为了对自己排放的温室气体进行各种形式的抵偿，自愿交易碳信用额。 欧洲有不少自愿减排的公司，不过他们对项目的要求比CDM高。在正略钧策管理咨询合伙人程鹏看来，毕竟不是强制性减排，所以这些公司往往会带有这样那样的目的和心理。最后呈现出来的就是，CDM项目的客户最关注的是价格，而自愿减排的客户最关注的是项目本身对本公司声誉的提升和项目本身的风险。公司想的是通过这笔钱不仅能达成自愿减排，还能产生社会效应，客观上起到宣传的效果。 满足这样的客户，西克需要和另外12名同事到不同的项目现场拍照片、录视频，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客户喜欢看到一幅地图，村庄的状况、当地人的生活习惯、项目给他们带来了怎样的改变…… 西克曾去过广西百色附近的山村。从一个村子到隔壁的村子要开一天的车，山路陡峭、崎岖盘旋。遇到下雨或者泥石流，山路很长时间会被封闭，村子与外界隔绝。如果在当地建立一座小水电站，就需要为他们建一条公路，电网、电话线也可以一起引进来。西克说，更重要的是，年轻人都离开村子到城市里了，如果建水电站，可以给一部分年轻人提供就业机会，发出一个信号，他们生活的地方也很重要，也有资源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南极碳最终在百色做成的是一个CDM项目，但客户喜欢看到类似的故事，这样的故事的确改变了当地的生活。对于卖方市场来说，这是另外一层含义。故事一样动听，但假如能做成CDM项目，售价会更高。西克说，现在CDM的项目一吨碳的售价在8-9欧元，自愿减排的价格仅为1-2欧元。所以，遇到那些错过了申报时间或境外公司无法申报CDM的项目，南极碳会建议做成自愿减排项目。虽然价格低，总比不做好。 南极碳在中国推出的第一个黄金标准的自愿减排项目是与光大环保科技合作，在苏州市吴中区做的“苏州七子山垃圾填埋气回收利用项目”。那是在七子山的垃圾处理厂，垃圾填埋之后发酵产生甲烷，什么都不做的话，甲烷会排放到大气中产生温室效应。然而，在填埋场设立一个管网就能把甲烷输送到发电机上发电。不单是没有直接排放甲烷，甲烷发的电还能减轻电网负荷，是双重减排。 这本来是光大集团下属光大环保科技的一个项目，前者是国企，后者却是一家在境外注册的公司，而且是境外资本控股。但按照规定CDM项目必须由国内资本控股的企业来做，很遗憾，项目虽好，光大环保科技却做不了。 西克也记不清楚到底是双方谁先联系的谁，总之，南极碳建议将这个做成自愿减排黄金标准的项目——自愿减排不受议定书的约束，也不在国家与国家的交易的管辖范围，而且，在自愿减排市场上，符合黄金标准的项目更容易招徕买家。 临近尴尬期 不过，现在的西克最感兴趣的是小型项目。单独一个减排量很小的项目，可以小到户用沼气、农民用的火炉，然后将这些小的、分散的项目聚集起来形成一个大项目。“这是中国未来的新趋势”。 西克的想法不是凭空的。虽然议定书中对CDM项目的规定是，项目参与者可自行选择项目的 CER获得时限：10年或者7年，但可能延续两次并重新确认基准线(最长21年)。 在中国从事碳交易的公司，与中国卖家做CDM项目时签订的合同也都有时间分界，2012年前是一部分，2012年后，一般是购买方有期权或者此后的优先购买权。这是个尴尬时期，毕竟，2012年前可做的CDM大项目都做得差不多了。 南极碳另辟蹊径，继续发掘的多是自愿减排项目。这又涉及到另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问题：碳交易公司需要为项目垫付所有资本。在一个项目决定要做成CDM的时候，前期需要向发改委、经营实体和联合国执行理事会递交审批材料。其中，多数向第三方经营实体缴纳的审核费用最高，一般是30万。而碳交易公司购买的碳信用额度都是在签署合同之后的未来所产生的，中国人不习惯为看不到的利益买单。所以，南极碳同样要为每一个在中国市场上的项目垫付，一个项目大约是四五十万。 这两点就决定了接下来要在中国市场上继续找CDM的大项目、好项目非常难，这样的项目在前两年做得差不多了，而且2012年快要到了，公司也不会贸然往前走。但中国地域广大，小项目很多。而且议定书中有一个叫做“规划项目”的规定，大意是你可以首先注册一个大概的项目规划，比如说“户用沼气”项目，但具体做哪些范围、数量多少、项目大小都可以事前不做具体说明，等到项目找好之后，把项目都填到“户用沼气”这个大规划即可。如此也不用所有的项目都缴纳30万的费用了。 南极碳目前正在运作一个跨越云南、四川、贵州和重庆的水电项目。西克找到几个省的水电协会，想通过他们去找项目，最小的项目每年只有几百吨的减排量，最大的上万吨。整个大项目由95个小项目组成，其中很多都是山区的小项目。看来，这也不失为一个避开2012年的不确定性和高额垫付的好办法。 |
